《稍纵即逝的朋友 （论亚历山大•普希金）》第一部分 | 王炜
。。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诗作被本民族世代读者所信任，是因为被理解为“朋友之声”。这是一个怎样的“朋友”？是那些跨越藩篱、互通有无的合作伙伴，或者在某个生活阶段中彼此混淆、还未出现分野的临时共同体？还是一个以被急遽的命运洪流席卷同时，不忘以朋友的率直、玩笑话和简单（一如帕索里尼说：“当我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就变得随性”，这也像是普希金会说出的话语），抽空写信告诉我们，和命运中的希望一样，命运中的毁灭也具有可怕的平等性的人？
上海（上）和满洲里（下）的普希金像。
稍纵即逝的朋友
论亚历山大•普希金
王炜
1、“朋友之声”， 一种综述
2、《茨冈人》
3、《青铜骑士》
4、叙事诗和诗剧，《鲍里斯•戈多诺夫》
5、《西斯拉夫人之歌》及其它诗作
6、《叶甫根尼•奥涅金》
7、小说
8、杂论与历史写作
[本文是全文的第一部分。全文篇幅较长，陆续发布。]
。。。。。。。。。“他真正的分量和意义远未被认识，就像他本人实际上并不理解果戈理一样（……）它不会以鲁莽的方式出现：普希金既不会受到讥讽，也不会受到侮辱，但会出现对他的冷漠态度。”
——霍达耶维奇《摇晃的三脚架》
1、“朋友之声”，一种综述
。。从个人经历开始叙述——尤其在一篇关于普希金的散文中，这种不恰当也许是永久性的。（我想，一个当代中文诗写作者不可能获得茨维塔耶娃在俄语中书写自传性的《我的普希金》时的那种恰当。）
。。七年前在驻藏工作中，一次偶然的阅读，使我注意到梅里美的一个关于普希金的评述，前者赞扬后者“立刻谈论事情本身的能力”。这个短句使普希金就此进入我的生活。
。。我没有从诗体作品，而是从札记、书信和评论集开始阅读，因此我读到：“真正的品位不在于对某个词、某个短语下意识的否定，在于对恰切适用的感觉”；以及：“至少应当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在贸然撰写这篇困难重重的散文的两年中，我发现我经常不得不重返这几个警句。它是我阅读普希金的起点——像一只内在的眼睛由此睁开——也是我有机会关于普希金，可以有所述说的开端。
。。上世纪30年代以来，普希金在中文里获得了极大传播空间——也长期面对当代写作者的冷漠态度——即使已经有多种普希金全集译本，包括我在内的中文诗写作者们仍会感到，对他的更好翻译还未产生。按照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的观点（第184则）：“不可译的部分不是精华部分，而是个体的非自由部分”。在现代汉语中阅读普希金，也是阅读一位强力诗人可以不介意在另一种语言中损失、而且使该种语言本身产生令人振作的美学事实的那种自由，同时，它使该种语言更被驱入变化并难以被立刻评价。
。。困难的是，我们在变化着的现代汉语中重返的那种美学事实，并非意象、理念或某种现代文本美学所支持下的激进做法，而是那些以非常传统和朴素的词汇如简练、生动、警策和善变来命名的文体品质。由于这些文体品质不能够被预先度量，也不驯服于恒定标准，要求实践，并仅仅依赖于具体的才能，因此，往往正是它，而非意象、理念或激进文本，才使我们“卷入和语言的斗争”。也正是这些文体品质，使写作者之间的关系愈益是竞争性的——是它而非意象夺人或理念激进，映照出不同程度的诗人才能。
。。如果您是一位重识并再现了这些文体品质的诗人，您会理解庞德所言“技艺是诚意的试金石”的意义，您无法为不好的文体辩护，无法让不成熟的才能溜进自我神话化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您并没有进入“和语言的斗争”。因此，这些文体品质也是您与他人真正分离的时刻，一如我们在某种理念语境中容易达成共识，却在古典作品那里分离——仅仅贺拉斯、雪莱就可以把我们带离某个当代理论和智识的共同体。——“谁还在读普希金？”在今天重提这个名字，您可能需要准备好与过去的共识关系分离。
。。当语言失去了恰当和有益的简朴，认为癖好与形容词叠加就是诗句时，也许我们需要重返普希金的话语：“真正的品位不在于对某个词、某个短语下意识的否定，在于对恰切适用的感觉。”这不仅是文体训练方面，还应成为“品格的技艺”。诗人的工作不仅在语言和理念方面，尤其需要在往往由生命隐暗面构成的现实境遇中成为一次人格实践，并且由后者塑造自己文体的美学事实。在普希金诗作中，反脆弱、明朗坦率的人格，而非美学观点，成为塑造文体品质的主要活跃因素。相比拜伦，普希金更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诗人试图在作为命运隐暗面化身的，聚集着特权利益阶层、官僚、奴隶和政治密谋者的俄罗斯激活失去的活力。失去的活力并不是浪漫主义对现实条件的否定与变形，而是在勇于接受现实条件后趋向于心灵领域的能力，对于诗人，它是一种并不能混同为浪漫主义美学观的生命真实活跃性，关乎民族心灵结构的转变。并且，去进行这样的人格实践，首先意味着和既有语文秩序和既有生活秩序的分离。
。。 “学习普希金”意味着，与其说保持在正常语法中行文造句——“至少应当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不如说，并不摒弃、但减少异常部分——使异常部分服务于在诗行中眼睛眨动般的陌生化时刻，服务于诗句趋向新生的内容可能性、直至某种希望意识的时刻——俄国形式主义运动辐射之下的奥西普•曼德斯坦姆，在他那往往组合出奇的概括性造句中强化了这一点——因此，异常部分并非怪癖所在（仿佛艺术家的一种签名）。这样说，并非暗示对当代中文诗的语言游戏艺术家的批评。尽管任何时刻都不应把诗人们的乐趣限制在日常语文秩序中，但还需进一步认识到，语言游戏艺术家们有谁确实在“卷入和语言的斗争”。奥•帕斯称诗的语言“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整体中的变化，平直与奇异的结合”。因为，诗行的进展中总有一些东西，一些对立因素，迫使行文造句产生眨眼般的变化。也使当代中文诗人们在措辞上不能放弃某些异常组合那小小的、临时的波动，“按照自然词序写下整个句子”——如眼睛蕴含目光般承载着异常部分，而异常部分使句子眨动，使句子濒临狡狯的同时也趋向于希望——这正是活跃在普希金那些练达而明朗的书信诗中的美学事实。“学习普希金”还意味着，在正常语法前提下追求“立刻谈论事情本身的能力”，追求生动、洗练和语言的分寸感——那必要的优雅。与哲学家们的评判不同，优雅并非“风格”之绝对权力的表现，而是“和语言的斗争”的形式、是一切分离形式的高度综合。
。。是否有人探索过一种文体的形成与人类交往活动的关系呢？那些在行文造句中闪现的异常、突变的时刻也是分离的时刻，既是进行时，也是驱逐——是真正的驱逐发生的时刻，它使诗人的语言从此产生不论相对于日常语文还是生活秩序的非法性。关于它，并无恒定标准，它尤其需要我们具有理解异常与分寸感相遇的文体品质的能力，那个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警惕的时刻。尽管诗人的工作使之不断经历分离，与日常语文秩序和既有生活秩序分离，因此也是与人的分离——可以看到，普希金急遽的一生中伴随着这种分离，每一篇新作就是分离的实现，每一篇谈吐活泼而坚强的书信诗，与其说在建立联络，不如说是告别的一种亲近而高贵的形式。后期，诗人写作叙事长诗和诗剧，被认为“才能衰落了”，从而使诗人与早期称赞他的同行分离。但是，普希金并非兰波，也不是莱蒙托夫。普希金选择与时代中的群体保持友善，选择留在生活之中，留在事实上与之分离了的旧世界的邻近之处——尽管诗人的生活漂萍无定——并与之保持朋友关系。
。。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诗作被本民族世代读者所信任，是因为被理解为“朋友之声”。这是一个怎样的“朋友”？是那些跨越藩篱、互通有无的合作伙伴，或者在某个生活阶段中彼此混淆、还未出现分野的临时共同体？还是一个以被急遽的命运洪流席卷同时，不忘以朋友的率直、玩笑话和简单（一如帕索里尼说：“当我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就变得随性”，这也像是普希金会说出的话语），抽空写信告诉我们，和命运中的希望一样，命运中的毁灭也具有可怕的平等性的人？
。。是的，普希金一直保持了简单性，他说：“和每个诗人都应注意到缪斯的独特面孔一样，也应注意到其简单之处”。但“简单”并非一劳永逸，“简单”不仅在变化中再现，不出于预设，有待发现，也是那可怕的平等性的体现。
。。这位“朋友”并非一开始就被认可，在华丽而原始的杰尔查文时代，普希金出现早期被认为是一位欧化的诗人，人们认为他是拜伦和伏尔泰的可疑模仿者。这位“朋友”的行文造句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新的主题，被认为是一个外来人非俄罗斯风格的、僭越了彼时文人们“本地的抽象”的刻意标新立异。仅仅在短暂的一生中，这位只活了38岁的“欧化诗人”就使“前普希金时代”揭示为一个不成熟的时代，并且成为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开创者。
。。如果这位“朋友”逾越了俄语，如果一个诗人即一种独特的谈话艺术，“谈话艺术”可以在逾越了尼采所称的那“个体的非自由部分”的另一种语言中被聆听和辨认，那么，这位“朋友”的谈话也是促使我们接近“个体的自由部分”的时刻吗？如果说近代诗人中并无比普希金更突出的诗人书写“朋友之声”的交谈，而非以命题为主体的诗，这是因为，我们也许很少在其他诗人那里看到普希金诗中对“朋友之声”的挽回，不论在书信诗、叙事长诗和诗剧中，始终可以看到诗人从内容的纵深活动中返回，转而写下专对朋友絮谈的诗节。普希金属于这样的诗人，不以闪烁而强调的意象组合，而以性格和谈话方式呈现为诗——语言在濒临陌生化同时，也濒临共同谈话的失去与挽回的矛盾时刻。“朋友之声”并非倾诉、讲授和宣讲——不是巴赫金在一篇名为《“演讲体以其虚假性”》的笔记中批评的那种强势话语——由于它并非神谕和哲学之声，它热情慷慨、生活化而平凡——戏谑、玩笑性质的短语和临时的陌生化组合并非超凡、而恰好是人之平凡的表现——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是命运之声。屠格涅夫在《关于普希金的讲话》（1880年6月7日）中说：“普希金所说的作为回声的诗人（指普希金《回声》一诗），自己被自己吸引而处于中心的、像静态的生活一样的肯定的诗人，被成为离心的、像变动中的生活一样的否定的诗人所取代”，但是，这位在命运的离心力、在变动的生活中逡巡和努力的诗人，却像在向心力中那样时刻嘱望平凡的生活世界，他在“朋友之声”中从不装作“无我”和完全客观化、从不取消自己身上的外来人形象，而是始终保持自己鲜明的性格。屠格涅夫继续写道：回声是经常被打断的。当回声的对象是现实公众，这意味着：关于现实公众的声音或回声是经常被打断的。在一篇篇书信诗和抒情长诗中，普希金没有僭越过这种打断，而是接受打断所提示给诗的局限与分寸——也许是伏尔泰\拜伦式怀疑论的影响，也许是他心灵中质朴的现实主义，他从不假装有诗人的特权可以例外于或超越这种打断。普希金不允许自己兴奋于形而上学，在《青铜骑士》结尾，诗人用一具平平无奇的尸体回应了洪水与君主雕像构成的形而上学——如霍达耶维奇所评述：“普希金可以平静看待的东西，在叶甫盖尼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后者感到沙皇伫立在波涛上，如同波涛的头颅。……令人不解的是，他（沙皇）那只‘伸出去的手’是要制服群魔，还是要激越他们，引导他们发作。”
。。不同于在《青铜骑士》中作为结尾的尸体，另一种结尾：那平静的、具有挽回性的谈话，可以视为诗人坦然接受他的声音或回声被打断的方式。霍达耶维奇在《摇晃的三脚架》中引述普希金的话语：“兴奋排除了美好东西的必备条件——平静。兴奋不具有智慧的力量，而智慧分布于对待整体的态度上。”在诸多书信诗和抒情长诗的结尾——如《致奥维德》：
“此刻希腊人正在多瑙河岸
呼唤自由，我却终日颠沛。
世间并无一个友人听我这
远方的话语。惟有这异乡
山林的平静缪斯聆听着我。”（《致奥维德》，1821年）
。。诗人从不让“兴奋”作出有灵感的姿态，而是让行文停止于平静之中。理解诗作停止时刻的平静和理解诗行进展过程中的张力一样重要。并且，诗作——尤其书信诗——常常通过温和的批评来实现结尾的平静：
“福玻斯给我的并不多
我心很大，可才能有限，
我远离熟悉的环境
在异域的天空下工作，
我担心我是跟着卤莽的
伊卡洛斯胡乱飞行一通，
我摸索着走自己的路：
让人人如其所是。”（《致巴丘希科夫》，1815年）
。。普希金的讽刺蕴含着怎样的宽厚呢？当他讽刺，他从不讽刺某一个体，而是立刻指向一种整体的行为模式和思想状况——彼得堡精神氛围、或由那些构成了俄罗斯生活的性格现象所凸显的心灵现实——并且总是迅捷地指出了该整体。在这方面他并不具有惟一性，我们可以从小说家们——从伏尔泰、狄更斯、切斯特顿举出同样的，甚至更好的例子——但是，只有普希金使这种宽厚和整体意识获得了一种朋友来信般的、叙事诗的谈吐，他是“诗人即一种独特的谈话艺术”的代表人物，但又被忽视。造成忽视的原因，并非文学史。普希金的独特谈话并不具有特出或令人畏惧的命题——我自己也难以放弃后者——它仿佛您自己说出的话，一如您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你们都忘记是哪一方说出了那使你们触动并产生共识的闪光点。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共同谈话又处在一种广阔的危机中。我们也意识不到我们在与敌人、在与我们反对的事物的对话中，是哪一方说出了那合作产生的颠倒性和创伤话语。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已经在许多这样的对话中参与了对心灵事物的攻讦。与共同谈话同步，共同危机被以平凡而又独特的方式揭示。这是普希金话语与它的敌人的微妙、可怖的共在关系：共同谈话的“独特面孔”是我们的，也是敌人的。当我们轻视普希金那些平凡而生动的书信诗时，是否正是因为“共同性”是它的宿命？是否正是因为，它恰好表现了共同谈话的可怕的主体开放性？如果由此理解普希金写作中占据相当比重的“群氓”主题，会得到怎样的认识？
。。正是共同谈话那可怕的、平等的主体开放性促生了一个鳞次栉比的“庸人”的等级世界，因为，“庸人世界”并不在那可以被事先辨认的、“次等价值”的明确之后才产生，而正是产生于那可怕的、平等的主体开放性。诗人对此进行的反思，使他在主题和素材方面与早期的那个城市诗人分离。
。。正是那可怕的、平等的主体开放性产生了与公众表象同质化的“范例的、纯粹的人”——S•伯纳德特笔下那个作为“纯粹表象”的、“本土的”、具有“潜在的无形”的俄狄浦斯（见《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论希腊悲剧》中，S•伯纳德特就《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写道：“科洛诺斯只是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雅典的集合”——这是否意味着，科洛诺斯因此正是人民生活的真正领域？同时，科洛诺斯不仅是俄狄甫斯的归属，也是那“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的“纯粹表象之人”——“群氓”的真正城邦吗？在早期普希金的诗作以及杰尔查文等上一代诗人笔下，帝国中心城市莫斯科\彼得堡多么容易被比喻为雅典\罗马。在中后期的生活与写作中，普希金把不同于彼得堡\莫斯科生活的少数民族领域不断写入对“人民”的理解中，那些关于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活动的悲剧性叙事诗——《茨冈人》和《高加索的俘虏》——无一不深刻写出S•伯纳德特所言的哈得斯本质——“雅典的根不在雅典；雅典的根，最后证明是在哈得斯（死亡\冥王）”，而“哈得斯”意即“未见过或看不见的”（见《论希腊悲剧》），这些立足于哈得斯的山地和流浪民族存在，不断反转着莫斯科\彼得堡的人民理解——那“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雅典的集合”，而后者是“人民”成为同质化的“纯粹表象之人”的肇始。在中后期关于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活动的叙事诗中——也即被彼时文学界认为诗人“才能衰落了”的诗作中，诗人与共同谈话的诗——实质上是首都的诗——相分离。尽管在仿佛由命运赋予的矛盾性中，诗人又一次次在书信诗中挽回共同谈话，但是，中后期的叙事诗使早期书信诗中那个年轻、活跃的诗人也显现成为“纯粹表象之人”。在普希金笔下，“人民”绝非与首都政治学叙述——与“国家的视角”同质化的“纯粹表象之人”，而是一个立足于哈得斯的心灵领域，一如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被作为心灵领域来叙述。在普希金的中后期写作里，哈得斯与科洛诺斯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平衡关系中。一方面，只有哈得斯才能够打开人民的本质——也即谁是那些可以被称为“人民”的人，那些立足于哈得斯而倾向于自由的人。另一方面，在中后期叙事诗中，诗人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再能够安适于共同谈话、向沉郁的独语之声接近的被逐者——这是中后期叙事诗的一个隐微而奇特的本质：诗人在非书信体，也即非共同谈话\非首都的叙述中，关于山地、草原和流浪民族活动的悲剧性叙事诗中接近那暗昧难明的私人性——诗人的命运说明，他同样也走向了哈得斯。由普希金开拓，莱蒙托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继承了这条道路。并且，莱蒙托夫认为（在《诗人之死》中），普希金总是离开亲缘之地前往首都（可以再一次视为科洛诺斯）的社交生活——而这种生活本来是诗人已经洞悉的病态部分——反复成为那个公共化的“纯粹表象之人”，也因此走向了那场被操作的假决斗，并死于其中，如果不是这样，普希金将会成为一个多么不同的普希金。
。。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悲剧时刻之一是：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一个离开高加索前往首都，一个离开首都前往高加索，犹如一种简明扼要的逆向性，然而，莱蒙托夫同样也死在了一场假决斗中。莱蒙托夫在关于俄罗斯人与车臣山地民族之间的战事，以及内陆亚洲的民族运动方面投入的关注、亲历经验（因为是在前线作战并屡建军功的军人）和写作继承了普希金，但是比普希金更为具体、生动和深刻。莱蒙托夫深化了私人性，并在同类主题的深入方面区别于普希金，也因此不成为“纯粹表象之人”，并因此从未被首都\科洛诺斯授予给普希金的那种荣耀，居身于晦暗的次要地位。
。。“纯粹表象之人”不仅是为主体开放性付出的代价，也是追随人类的报复吗？但“纯粹表象之人”并非复仇女神——S•伯纳德特笔下的另一个可与俄狄浦斯对比的“纯粹表象”——因为“纯粹表象之人”甚至需要僭越复仇女神所不能认识到的整全性。并且，正是这种主体开放性带来的僭越，产生了被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为“未来的小人”的人。“未来的小人”以迫切的、实证主义的真实性为证据——“许多名义上归属、但其存在又脱离……”——攻讦着心灵领域的真实性。正是“未来的小人”们急切地区别于普希金——也区别于共同谈话——因为“未来的小人”在方方面面都想独特化为卡内蒂所说的那个“想方设法让别人来帮助自己成为的惟一的人”（《群众与权力》）。由共同谈话那可怕的、平等的主体开放性所产生的“未来的小人”，也许是现代民主政治挥之不去的未经分析的隐暗面。并且，历史证明，各种不同时期和现代的“科洛诺斯”，比幽暗的“雅典”生命力更为长久。
。。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布尔迪厄写道：“尽最大可能做好一项艰难职业，该职业旨在促成被压抑的东西再现，并且当所有人的面说出没人愿意知道的东西。”如果把诗人的工作理解为使一个时期的心灵领域和人类文明成就之间被压抑的联系的再现，这意味着，诗人的工作不仅是对“尚未被人领会的关系”的发现，也意味着——这也是诗人的第一实践——是在建立这种关系中实现一种新的语言。如果说，诗需要“优异的文风”，是因为“优异的文风”同样也是人和语言之间的一重被现实压抑的联系。
。。可以把《“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理解为诗人对被压抑的联系的果敢声明——
“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不会荒芜，
它昂起那颗头颅，坚强不屈
。。高过亚历山大石柱。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心灵在珍爱的竖琴中
比骨灰存在更久，不会消亡——
只要在这月照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声名就会传扬。
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都将听到我的消息
它现存的每种语言都会说出我的姓名，
无论是斯拉夫人的骄傲子孙、芬兰人、
。。山地的通古斯人，还是草原之友，卡尔梅克人。
我将长久为人民所尊重
因为我曾用竖琴唤醒人们善良的心，
在我的残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
。。我曾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哦缪斯，请听从上帝吩咐
不畏惧人们的欺侮，也不祈求挂冠，
无论赞扬与辱骂，请漠视，
。。也不必和愚妄之人争辩。”（1836年）
。。这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是一个坐标，标志着那被压抑的联系——那条“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也标志着一个与对立面竞争并终于被抵达的心灵领域。当一个诗人声称“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容易认为这是一个例外于现实的、可以被原谅的抒情时刻，一个诗人申述特权的时刻，并且是一个不会成为现实的自我许诺。因此，对普希金的“纪念”属于这样一种纪念：并非为历史信息制造物质化的标记，并具有重复性，而是提醒并促使我们与世界的负面力量产生分离\分隔。这首诗不仅不是一种自恋言说，而且独特罕见。假如广为比较，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少有诗人这样自我叙述。不论普希金是否仅仅在改写贺拉斯，并使这种自我叙述再次获得简明、宽宏和恰当性，很少有诗人这样叙述自己与未来公众的关系，贺拉斯不会如此，憎恨佛罗伦萨的但丁也不会，拜伦和波德莱尔则与“虚伪的读者”咄咄争辩，惠特曼又确实有夸张之嫌。
。。据我所知，中国只有两座普希金像。一座在满洲里的一个以“俄罗斯风情”为主题的赝品公园中，站立在无人问津的一隅，保持着告别海洋那“自由的元素”，回到不自由的内陆时的动作。另一座在上海，也较为知名，当我告诉出租车司机目的地是那座雕像之后，司机的谈话令我惊讶：“今天再没有人配得上造一座这样的雕像”。
。。我必须以一种非惯例方式控制感情因素，这里所指的控制感情的惯例方式，即艾略特所推崇的那种逃避感情的方式。我也不认为人与雕像的古典相关性——那种公示价值的方式，可以概括不同的当代人及其事迹的价值。但我想，“今天再没有人配得上造一座这样的雕像”，也就是说，今天，也许没有一座雕像能够像“非人工的纪念碑”，带给我们一种明确的分隔，它分隔了人之所是与应是，分隔了局限与希望。
。。可以把“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的“非人工性”，视为与那种重复浇铸历史价值的纪念的分离，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文物化保存系统的语境中去理解它，并且，它会再一次带来分隔，因为“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不会荒芜”。
。。诗中告诉我们，“人民”是那些说着“现存的每种语言”的山地人与草原人，是那些从普希金时代到今天依然被反复压抑的联系——重要的是，他们与这首简明宽宏的诗所带来的分隔具有同质性。
。。我们拥有这样一位汉语诗人，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并与我们的山地和草原息息相关吗？今天的情况也许相反，不是山地和草原走向某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而是我们要去走向山地和草原，走向非汉族的“大脑文本”——那被压抑的联系——那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不仅不是普希金诗中那种伟大的分隔性的持有者，我们更需要走向非汉族的“非人工的纪念碑”才能实现那种分隔性。
。。如果这些被压抑的联系不会再现——并且，那种伟大的分隔性如果不能由此再现，我们也许不能像普希金所称“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那样，把“中国”再称为一个伟大的国度。
。。提到这些，是在为一个著称而被遗忘的名字赋予某种“当下性”吗？这是必须的吗？在文学写作、阅读和现实生活中，那常常作为机智、争论和攻讦表现场所的“当下性”——那在必要的民主议程中被视为迫在眉睫却又低效（低效本身具有一种伦理意义）的“当下性”——那个“议会”，不是逐渐蜕变成为了一种更为内在的意识，一种也许可以被卡尔•波兰尼所认可的“个人知识”了吗？当我们说，一个作家被遗忘即开始阅读他\她的时刻，这也是因为，作家需要通过那在议会时间以外的死亡，来参与“个人知识”的形成吗？可以向理论知识要求一种约定的、合法的“当下性”，但是，如果要求“个人知识”的“当下性”意味着什么？作家正是通过那在议会时间以外的死亡，帮助我们在某种不完美的“当下性”中成为存在于上述诸品质在变动中的实现、也存在于分离和希望之间的人吗？
。。拜伦的政治性诗作被彼时英格兰批评家揶揄为“被压抑的议会发言”。这样的“议会”，也存在于接受了拜伦影响普希金诗中吗？在全部的人生活动中，普希金没有一次成为直接从政者，也没有拜伦那种想通过加速写作解决完文学问题、然后全心投入政治的贵族性的抱负。尽管普希金曾卷入时代中的青年运动事件，并遭受了流放——正是流放使它走向中后期对山地和草原的探索——但他更接近于海涅那样的人，不属于主流，也不属于“革命的男人们”，而是一个“不稳定的第三方”。可以把普希金的所有书信诗，视为对他彼时青年同盟所说的话。诗人只是把这一青年同盟限于私交范畴，从而维持自己在时代中的公共性。但是，如前所述，奇特的矛盾是：诗人在中后期探索山地和草原民族的那些具有鲜明客观性的叙事诗中，才产生了一种私人性。从普希金的全部写作和人生活动，可以看到诗人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与公众的分离的一条矛盾而具有本质性道路。但是，这样一条诗人之路——而非顺理成章的与私人或与公众的关系（可以把诗人与私人和与公众的那种具有一般正确性的、并且是顺理成章的关系，视为诗之衰落，因为诗人不再有能力不仅从写作中，也从人生实践中走向对私人与公众的社会关系的双重偏离，成为一个也许会被柏拉图批评的“第三方”。布罗茨基的诗作《阐述了的柏拉图》可以视为反柏拉图的“第三方”现代版本。）——正是诗人走向未来时空的道路。在《“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中，诗人对一种未来时空发言，他没有立刻让这一未来时空成为密茨凯维奇式的、以及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意义上的“前夜”。诗人设想了一个较能够选择友善而非毁损——因此，也较为成熟的时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普希金以降，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者都不同程度对未来抱有悲观论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晦暗性，但“现代俄罗斯文学之父”本人却气质明朗——也许是俄罗斯文学唯一明朗的诗人。诗人理解的未来时空是宽宏的：“人民走向它的路径不会荒芜”。
。。并且，不同于现代诗人——譬如奥登——以全景式的批评讲演之声重申了那个“第三方”的价值，普希金却以其性格的力量，拓宽了对私人与公众的社会关系的偏离，使“第三方”在时代中的共同谈话成为如前所述那种伟大的分隔。并不是说，相对于现代诗人，普希金是全然“素朴”、感性化和非智识的，是一种“前诗艺”的诗人，恰好相反，性格事实首先是诗艺的事实。性格活跃性在诗的进展、转变和结体中起着活跃的作用，行文的警练与活跃，以及这一切都归属为一种姑且称为“生动而整饬”的形式，首先是由性格活跃性所呈现的生命事实，因此才是美学事实。
。。在认为过去的文学已经只能存放于历史意见的档案室，偶尔被“议会”取用之后，过去的文学也许会忽然在某个普鲁斯特时刻全部涌现。
。。这篇散文成形前的两年，是一个崎岖的、暗房般的过程。我在那些写给朋友的书信体诗、果敢的讽刺诗与颂歌、关于少数民族与政府军的战争的叙事诗、复杂的历史诗剧，在那些主题与素材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小说、明快的速写杂论和令人感动的未完稿中逡巡。我所写的若干片段犹如底片，有的随时间过去而作废，有的悬置在濒临成像中，除因其粗浅，或许更在于，我依然有意无意，试图把它置放于那个我依然倾向于同意它不可或缺的“议会”中。这种错误的置放——和废品的昏暗同步——几乎会使一个写作者失去推动他写这样一篇散文的可能性，也失去写作的未来。直到有一天，《“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以及随后重读的《致奥维德》，从我昏暗的迷失感中蓦然耸拔而起，并且成为我希望与过去的写作分离的时刻——
致奥维德
。。奥维德，我住在这寂静的海岸附近，
你曾把被驱逐的故国诸神带到绝境
也把你的骨灰留在这里。
这里的荣光源于你的痛苦
温情的竖琴之声不绝，你的
故事也得到存留。
你在我的脑海中再次叙述
阴云荒原，囚徒诗人
雾中天穹，阵阵平常的降雪
以及被短暂回暖熏热的牧场。
奥维德，越来越经常
你的话音使我入迷，使我动心追随。
我看到，你的船被波浪玩弄
抛锚在荒蛮海岸
等待咏爱者的是这残酷的奖励
寸草不生，长不出一颗葡萄的山地。
严寒的西徐亚那强悍的徒众
为残忍的战斗，出生在雪地
也为收获，在伊斯特尔河边潜伏
随时威胁并袭击一处处人居地带。
他们不可被阻挡，他们浮过波浪
或者镇静地行进在坼裂的冰上。
（惊讶吗？惊讶于这种命运的变形？）
年少时就反感动荡的军中生活
你重视花冠，耽于欢娱闲散，
可你却不得不披戴重甲
在惊惧的竖琴边放一柄不详的剑。
不论老婆孩子还是那些个朋友
或者缪斯——往日轻佻的女伴
均难消解被逐的诗人之痛。
枉然被美神加冕，年轻人
枉然把你的诗行倒背如流
不论关于荣耀、哀伤或衰老
都是畏葸的话语，都无法触动屋大维。
生命力在衰老中枯萎
耳边再无祖国的语言
一个在野蛮人地盘中默默无闻的
曾在金色意大利养尊处优的公民
致信远方故旧：
。“还给我，祖辈居住的圣城
。还给我世袭花园的浓荫！
。请把我的请求转告奥古斯都
。朋友们，去求他吧。
。如果愤怒胜过宽恕
。我就永难再见伟大的罗马
。愿这一最后的祈求缓和我的遭际
。请把我的灵柩移近美丽的意大利！”
有谁，那无视优美的冷酷的心
会苛责这种忧伤、这种泪水？
这些哀歌，你最后的创造
留给后人的无用申述，谁
会冷眼读它，带着傲慢和愚蠢？
。。我是严峻的斯拉夫人，泪不轻弹
但我理解泪。我是个不安份的流放者
不满世人、自己和当代生活，就这样
走进曾有过你足迹的这里。
我受你的激发，奥维德
我是在重复你的声音并深信
你诗中勾绘的画图，可是我
眼前所见并不同于幻景。
我已经看惯抑郁的北国雪原
我只是有一些悄悄着迷你的流放。
在这儿，天空的蔚蓝色久久闪耀
冬季虽风暴肆虐，但为时不长。
移民不断迁居到西徐亚海岸
南国的葡萄在这里红了。
在俄罗斯牧场，晦暗的十二月
正挥霍大雪。这里却暖意如春
枯萎的牧场已浮现新绿，
早耕的犁正翻开自由的田地
轻微的晨风在傍晚变凉。
湖上发暗的透明冰层
如水晶封住静止的水流，
我想起你那胆怯的试验，有一天
你犹豫不决，让你的脚第一次
踏上这被冬天铐住的波浪。
在这新结的冰上，在我眼前
重现你的身影，你遥远的哀述
如同人们离别的话音。
。。你可以欣慰，奥维德，桂冠并未凋零。
我呢，我是一个淹没于众人的诗人
几代后人将漠视我的姓名
如同黑暗中的牺牲。我微弱的天赋将逝去
伴着不怎么样的一生，伴着短暂浮名。
但如果某个年轻人了解我
竟也动身来到这异乡探寻
在你荣耀的灵柩之侧寻找我孤独的遗迹——
逾越笼罩忘川的冷漠巨网
我感激的心灵会向他靠近，
惟愿这故事存留：
在乖戾的命运中，我如同你
我们名声不等，但际遇相同。
在这北方荒原，在这里
让我的竖琴声也响起。
此刻希腊人正在多瑙河岸
呼唤自由，我却终日颠沛。
世间并无一个友人听我这
远方的话语。惟有这异乡
山林的平静缪斯聆听着我。
（1821年。节奏、造句在冯春、查良铮等译文基础上略有修改。）
。。第一个诗节中那神秘的诗句“惊讶吗？惊讶于这种命运的变形？”暗示了这首诗含蓄的思路。那被放逐的、来自夏日国度的帝国诗人“被波浪玩弄”，第一次“踏上这被冬天铐住的波浪”——那陆地上的冰层，帝国诗人举步维艰，但与此同时，西徐亚人——不同于“帝国公民”的“野蛮人”——却能够“浮过波浪\或者镇静地行进在坼裂的冰上。”这是通过自然力所显现的两种命运。接下来，诗人转而叙述那过去的荒原在此时此刻焕发的自然生产力，并不失时机地以诗人的帝国首都莫斯科作为对比，后者正处在严寒中，而诗人所在的流放地却“暖意如春”，诗人想起罗马前驱“那胆怯的试验”：“你犹豫不决，让你的脚第一次\踏上这被冬天铐住的波浪”，构成深邃的颠倒——那“命运的变形”。随后，诗行给予我们一个惊人的时刻：“在新结的冰上”——普希金写作的时刻，同样，也是一个区分了过去与未来，区分了帝国力量与自然力，区分了局限与希望的时刻。由自然力、由冰的变形所呈现的“命运的变形”，构成《致奥维德》含而不露的对比性和张力结构，诗人从容不迫，并不紧急地凸显这一对比性和张力结构。普希金属于那样的时代：一个诗人坦率大方以前人自况，并不被自我书写为——以及被评论者指认为虚妄和僭越的时代，和《“我为自己建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一样，《致奥维德》表现出同样的果敢与恰当性。一个今天的诗人如果敢于以奥维德\普希金自比，则需小心谨慎，把自己约束在身份和语言伦理的自我管理中。
。。“新结的冰”与曼德斯坦姆在20世纪初的流放地听见的那“最初的冰”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命运的变形”呢？
。。在以从容而简要的行文完成冰的变形之后，诗人的叙述并未立即停止——现代诗人则容易及时停止在隐喻的完成时刻（也许我们过于迷恋“盒子关上的咔嗒一响”）——而是偏离诗的主体，返回到书信诗那朋友位置的、挽回性的共同谈话中。最后一个诗节帮助我们告别罗马诗人、也告别关于帝国与自然力在不同时空中的命运变形的沉思，返回处在危机与平静的双重性中的现实时空——也许它正是那层“新结的冰”。站在“新结的冰”上的普希金，像每个希望被未来阅读的诗人一样，也处在一种诚实的危机感中：“几代后人将漠视我的姓名\如同黑暗中的牺牲”。并且，最后一个诗节促使我们自问：今天，谁是我们的“希腊人”？我们是否认出了他们？他们是否已经在不断叩击当代大陆的大门？并且，我们——在21世纪的无名命运中继续写作的中文诗人们——也颠沛在语言的荒原，处在那遗忘的、“黑暗中的牺牲”之中，我们也“在乖戾的命运中”，“名声不等，但际遇相同。”《致奥维德》结尾率直而又节制的独白，进一步的、也尤为朴素的明确了这首诗的动人力量。
2、《茨冈人》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点击标题可见）
。。“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